（转载）从北京城市建设看新中国的城市建设及时代背景

前言

北京是中国古都，拥有三千余年建城历史、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。北京城市建设与国运兴衰密不可分。

清末国家贫弱，城市建筑疏于维护。甚至北京城于第二次鸦片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和日军侵华期间三次被攻破，城墙、城楼和圆明园等建筑遭到破坏。民国时期为发展交通，在城墙上开洞、拆豁口，但时局动荡，建设规模有限，波及不广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建设新中国成为全民的共同愿望，发展和保护的矛盾日趋尖锐。城墙被看作“旧社会辫子”、交通的阻碍，且无益于现代国防，开始大规模拆除。为彰显政治地位，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扩建，代表建筑如人民大会堂、人民英雄纪念碑；基于中苏交恶等恶劣的国际形势，北京城内开展大规模战备和人防建设。

改革开放后，经济发展成为第一任务，过去的国防设施转民用；随市场经济发展，长安街上商业金融建筑及写字楼增多，新建一大批风格各异的现代建筑；文化生活趋于丰富，文物保护意识逐渐增强，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，但有争议的“修缮工程”仍然存在；部分城楼重建，但限于空间难以恢复旧貌；随着大规模基建，建成区大幅度拓展，地铁逐渐覆盖远郊；城市布局“多中心”以缓解大城市病，疏解城市功能。

写给老师：我知道任务是写中国现代史，但现代史固然不能孤立于更早的城建史书写。我会控制好详略，以小见大。

近代的倾颓

明清时期，非常重视对北京城墙的保护和修葺，不得任开豁口。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是在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时，英国军队扒开永定门东侧的外城城墙和天坛坛墙，将京奉铁路（京沈铁路）的终点由城外马家堡延伸至正阳门下天坛内（英军和美军司令部所在地）。同年东便门南的外城东城墙也被英军为修建至通州的铁路支线扒开。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 1902 年的崇文门，不胜枚举。

城墙的拆毁不完全怪罪于国力衰微、主权沦丧。帝国时期各大门各司其职，如运输玉泉山泉水的车走西直门，出征由德胜门出，而从安定门归。近代以来，火车和电车大发展，新市场和工业区运输需求激增。民国时期，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为此有计划地拆改城墙。 1912 年，南池子大街南端和长安街打通。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边的红墙拆除，东西长安街贯通，允许百姓通行。同年为建环城铁路，拆除左安门、右安门、东便门、西便门瓮城。 1926 年，冯玉祥命令在正阳门和宣武门间开和平门，以便琉璃厂、虎坊桥、天桥一带的新工商业区交通。

老北京交通功能以沟通关内关外为主，故南北方向城门多，东西向少；日本侵华时期，为沟通天津海运，向西侵略（一说为筹建“东街市”工业区和西郊“新市区”），在长安街东西两端开辟“启明门”和“长安门”，但一直没有建造城门，而成豁口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依时兴的“建国、复兴”政治口号，重新命名为“建国门”和“复兴门”——此为两个毫无帝国气象的城门名称的来历。

政治与交通的压力

城市规划之争与古建筑保护

民国时期皇城城墙已基本拆除，城墙已有豁口，但内外城门、城楼、箭楼基本完好。内外城墙于建国初期开始陆续拆除，至大跃进结束后外墙全部拆除，内城剩余一半至文革时期全部拆除。

建国初期，关于城市规划和城墙存废，有过一段激烈的争论。梁陈方案规划在城三里河一带（今西三环内）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区，完整保护旧城作为文化中心，在城东建设工业区。今人无比惋惜梁思成和陈卓嘉代表的城市规划方案未能实行，它维护“古今兼顾，新旧两利”，节省拆迁安置成本，承接日伪政府遗产节约建设成本。最出色之处在于城市多中心的手笔，今天北京疏解职能，理念或源于此。

苏联专家赞成在旧城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区，他们认为旧城仍有价值不应整体放弃，并且改造旧城更经济。但他们同样反对拆毁城墙。如今城墙、楼牌尽毁，与其怪罪拆毁城墙的方案，不如说当时就没有落实任何规划。

第一大挑战是部委占地。最初国家机关曾设想过过西郊建新驻地，但工作急迫， 1949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机关正式迁入中南海，其它行政单位纷纷在附近现有房屋安顿。正如梁陈所料，旧城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了房荒，以致政务院多次下令禁止任意占用寺庙、私立学校。后机关扩大，拆迁困难，多在旧城外征地，分散建设。而北京城市规划部门等级低于中央机构，难以管辖。至 60 年代中期，旧城内政府办公用房大体接受了进城时的用地和房屋，拆旧改新，布局分散，占地可观。

第二大挑战是政治压力。毛泽东把拆古建筑称为“剪掉旧社会辫子”，斥责保留城墙是阶级立场问题。梁思成欲保护牌坊、琉璃宫门，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站起反驳：“您是老保守，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，您这些牌坊、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、鸟舍，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！” 时人不重视文物价值，即使楼牌能迁至异地，但多有拆无迁，或于文革时又被拆除。在 1956 年，甚至有人提出故宫有碍交通，可以开一条马路经过，紫禁城也可开豁口， 1958 年有关部门甚至提出了改建故宫的计划。大跃进时期崇尚大干快上，大拆大建，提出了极为激进的规划。后来对于各种建筑存废的争论，毛泽东下定论：“北京拆牌楼，城门打洞也哭鼻子。这是政治问题。”

而古建筑面临最直接的挑战，便是交通建设。大街上的牌楼阻碍交通，事故一再发生，终招致拆除厄运。而内城最终拆毁，要等到地铁一期工程时。限于技术，当时地铁修建必须明挖，选线内城城墙遗址可以节约拆迁成本，避免工程影响交通，降低造价。

人防工程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修建地铁主要目的并非交通，而是战备。其时中苏交恶，战时地铁既是能抗核武器的防空洞，也能将居民迅速疏散至郊区和火车站。 1965 年《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》确定北京地铁的建设方针为“适应军事需要为主，同时兼顾城市交通”。除了地铁，北京地下还有设施齐全、四通八达的地下城，全长三十余千米，包括食堂、医院、学校、剧院、工厂、滑冰场、粮仓、油库等，还曾利用低光照条件种过蘑菇。地下城中还有近七十处潜在的水井开掘地，必要时只需向下挖数米即可取得地下水。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，毛泽东号召“要准备打仗”“房子地下挖洞”，从此人防工程由半公开转向公开发动群众，超过 30 万本地居民和社会团体义务参与修建，不借助机械，几乎每个家庭和单位都有参与。

长安街扩建与十大建筑

新中国成立的宣言在天安门上发表，接而行政中心选址旧城，加之位居中轴，天安门和长安街成为新中国当然的政治象征，大规模改造开始了。 1952 年，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彻底拆除； 1954 年，西长安街西单至新华门段拓宽，以便游行队伍疏散，北侧建筑包括庆寿寺及双塔均被拆除。至 1959 年，长安街道路已打通、拓宽完毕，成为 35 ~ 80 米宽、 6.7 千米里程的大道。由于军事需要，电车轨道和电线均被拆除。

1958 年北戴河会议上，中央决定兴建十大建筑，以迎接国庆十周年庆典。天安门至前门、原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之间的大片区域扩建为天安门广场，总面积 29 万平方米，其上建起人民大会堂、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（今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）。中华门因有碍视线，遭拆除，毛主席去世后，在原址上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。被拆除的还有棋盘街和数十条胡同，据档案，共“旧房两万余间、折合面积 16.6 万平方米，迁移居民 4700 余户， 2 万余人”。

经济建设

改革开放时期，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。这给北京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。

平战结合

1979 年，中美正式建交。 80 年代初，苏联战略收缩，也愿意和中国改善关系。中国发展经济有了极优越的外部环境。过去战备时兴建的防空洞 1979 年停止新建，部分转为民用，“平战结合”，建起宾馆、餐厅、商城，甚至停车场、电影院、旱冰场……今人看来如此新奇的防空洞是上好的旅游资源，但当时的北京市民大多参与过修建，参观者寥寥，久之便形成只招待外宾的惯例。 2019 年 10 月底，关闭多年的“北京地下城”的“口部房”改造为微型展厅，展览当年的批示和群众共建的老照片，并邀请当年参与的居民口述这段历史（主体部分未开放）； 1990 年，天坛东南的“天外天市场”开业，是北京第一座小商品批发市场，营业面积 10000 平方米，拥有 1000 个摊位，每年上缴一千万利税。 2004 年的一场暴雨让这里变为历史，直到 2016 年，这里改建为非遗艺术博物馆“月坛传艺荟”。人民大学知行楼群和明德楼地下建筑发达，有机房和大片空地，某宿舍楼地下还有大片生活娱乐场所，可打麻将、约会、喝咖啡，颇为有趣。

建筑与交通

随着市场经济发展，长安街的建筑标准也在发生变化： 90 年代新建的商业金融总部和写字楼 14 座，占新增建筑的三分之二。国贸一期工程 1985 年开始建筑， 1990 年首座超过 200 米高的建筑京广中心出现，它第一高楼的地位将保持至 2006 年。奥运期间，北京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，北京电视中心、银泰中心主楼、国贸三期A座、中国尊先后登顶。今天在国贸桥上向北望去，已是玻璃幕墙的天下。全世界的建筑师都在北京留下了自己的杰作，有的像鸟巢，有的像大裤衩，有的像半只蛋壳，千奇百怪。

为了配合奥运所需的基建，地铁和公路也加快了建设，尤其是连接机场、内城和奥体中心的南北方向线路。 1987 年二号线最终竣工 15 年后才迎来新的 13 号线。今天北京共 29 条线路（ 1 号线-八通线、 4 号线-大兴线合并后为 27 条）， 27 条在新世纪修成，里程世界第二。由于基建规模过大，资金不足，修建 4 号线时，首次采用PPP（Public-Private Partnership）模式，引入香港地铁工资的资金和管理经验，共享投资回报。今天的 4 号线是最重要的地铁干线之一，京港地铁还难得地保持了盈利，保持了高质量的运营。

文物保护与文化生活

文物的保护终于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1978 年，贝聿铭受邀设计 10 栋现代化酒店，包括在紫禁城附近建一栋高层建筑，但遭到拒绝。他还敦促当局保护紫禁城不受现代化发展的“破坏”。 1982 年始，北京市制定了城市总体规划方案，首次提出"要注意整体保护，皇城、三海地区、天坛、国子监等处要重点保护，严格控制临近建筑的层数"。 1996 年，北京晚报呼吁“请留下这段明城墙”，反响强烈，发出捐城墙倡议后，受到上万块砖和近千条线索，周边不少居民都将用城墙砖修筑的房屋拆除，将砖捐献。虽然保护意识在增强，但金融街筹建时拆除不少老胡同，还有南池子大街“修缮工程”改建大量古建筑为豪宅和单元式“四合楼”，都留下了不少遗憾。

九十年代，老国企 798 和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日薄西山，大多数生产车间停转，靠出租闲置厂区和卖地皮赚钱。洪晃看上了它衰败、僵硬、与商业格格不入的气息，在此租下极便宜的车间。一些前卫艺术家随之而来， 798 摇身成为北京最具时尚气质的地方。

治理城市病

1982 年人口普查时，北京人口已近千万。 2010 年常住人口已近两千万，这也许是它能承载的极限。庞大的人口带来了拥堵、污染等一系列问题。城北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，建于垃圾填埋场之上，居住者多为初来乍到的北漂，常住人口 70 万，若算是大量难以统计的流动人口，传说中有 300 万人。社区规划较合理，但人口密度巨大，远离工作地点，每天早上通勤压力不言而喻。类似的“睡城”还有通州、回龙观。

对此，北京的对策是疏解非首都职能。首钢搬迁至濒港的曹妃甸，昔日的厂房改为冬奥会滑雪大跳台，以及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分会场。 2012 年提出要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，通州成为新北京两翼之一，承接了市级行政单位，市属高校、医院、机关、企业等，形成了以行政办公、商务服务、文化旅游、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产业结构。沙河和房山建起两大新的高教园区。而被誉为“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”的雄安新区也吸引了部分央企和大学迁入，更多进展还笼罩在迷雾之中。

后记：另一种可能

隋文帝不满汉朝旧都，营建大兴，这是“建新城”的典范；奥斯曼将巴黎拥挤脏乱的中世纪街区改建为宽敞的林荫道、公园和广场，使巴黎成为浪漫之都，这是“推倒重建”的典范。如果任何一种规划得以落实，北京的城市建设也许有另一种可能，甚至好几种可能。

中国的政治太统一，国运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，发展思路太相似，以至于发展进程几乎同质，很少能发展出让我眼前一亮的思路。中苏交恶时期，全国修建地下城；文革时期，全国的文物遭到破坏；新世纪全国又大修地铁，北京办奥运，上海办世博，十年后，柳州这样的小城市也要强上轻轨，留下巨额债务和路中的混凝土石柱。泉州为人口达标修地铁，考虑过吞并附近的县城。依赖基建和土地财政的发展思路太轻松，也太粗放。我很担心未来我们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。

今天留下城墙的大城市，只有西安、南京两座，和北京留下的城墙遗址一样稀少。历史大势大抵如此。

参见

本文所述时代背景当是读者熟悉的——古代社会的特点早有定论，而现代又太扑朔迷离，由不得我断言。要了解史实，拙作也不如城市志。本文的价值在于，选取适中的尺度串联了北京城市的诸多事物（不知道名字的事物是很难进一步搜索的），并放在大尺度下解释。

文中提到的多数名字都是我行走北京这一年不到来了解的、凭记忆写下的（少数突击搜索了激荡三十年），只有具体史实参考了如下资料：

• 维基百科，及其引用的北京城市志；
• 《城记》
• 一些回顾梁陈方案的论文
• 网上搜到的各种难以核实的材料（因为写文章时没有仔细引用，很多数据也许不属实，有待慢慢纠正）
• 出乎意料，政府的报道非常详实。

颇遗憾的是，我没能光顾皇城根遗址公园、明城墙遗址公园、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、北京地下城乃至人大考察过。这些可能是一个追求治学严谨的铁路迷和城建爱好者最大的遗憾了。